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完全平息的背景下，“高盛欺诈门”浮出了水面，与此同时，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更是愈演愈烈。虽然导致金融危机不断延续的内在原因复杂，但其中一只幕后推手是绝对不容忽略的——现行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扮演了十分不光彩的角色。
　　有相关资料显示，目前，美国正在通过大规模收购中国信用评级机构，试图控制我国信用评级行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就收购了中国信用评级业的3家龙头企业，控制了我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信用评级市场，迅速将触角伸展到全中国，直接或间接从事所有评级和相关业务。
　　另据统计，仅2006年，境外投资者在工、建、中、交等国有银行身上就赚了7500亿元，加上从其他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享受到的利润，保守估计，外资一年从中国银行业赚取的利润超过1万亿元。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银行股被贱卖，问题并不在IPO环节，而是出在此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定价上。”
　　以上种种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推进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改革，构建一个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当务之急。
　　“在我国信用评级市场被逐步控制的同时，我国金融主权所受到的挑战也越发清晰地显现。若再不予以关注，没有了我国的金融裁判，那我国的金融实力会受到极大的挑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一针见血地指出。

信用评级对金融主权的影响

　　“目前，我国的信用评级市场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表现为市场规模小，评级标准不规范，人才短缺和技术的相对落后，在面对国外评级机构的挑战时，有些力不从心。”郭天勇指出，而作为“看门人”的信用评级机构，由于其服务特点，占据了整个金融市场的至高点，拥有着资金配置的话语权，加上信用评级本身又必然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因素，故其自身的发展状况与理念也必定会对一国的金融主权产生重要的影响。
　　郭田勇分析指出，“我国商业银行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其意图是改善银行内部的公司治理结构，但是由于信用评级被故意地压低，提高了融资成本，在首次公开募股的环节就让外国机构得了个‘大西瓜’”。金融市场的作用正是在于横向的分散风险，而信用评级则是风险的指示标，标向的错误会扩大风险，美国的“次贷危机”可以说是最好的佐证。
　　“从微观主体的这些行为扩展到宏观，也就是金融产品的定价问题，信用等级的划分相当于金融产品价格层次的划分。”郭田勇认为，一国缺少对于本国金融产品定价的主导权，不仅仅不利于本国市场主体的自身发展，即由于信用评级的错估导致价值低估或高估而蒙受损失，从而制约了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不利于本国的金融市场健康成长，而信息传递效率的低下带来的是市场畸形，所导致的资源的错配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信用评级对国内金融市场主导权的影响不仅仅是我国商业银行价值低估所带来的损失，同时定价主导权丧失所带来的金融体系根基的薄弱更加需要引起重视。“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是，你踢球踢得再好，裁判不公正，你的战斗力也会大打折扣。”
　　此外，信用评级体系还关系到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国家经济的安全，如果说金融市场是一国的晴雨表，那么信用评级市场可以称得上这只晴雨表上的刻度。刻度的大小反映着金融市场的冷暖程度。一国主权信用等级越高，表明该国经济发展前景越好，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而信用等级的调低则会导致资本的外流。

必须培育自己的“金融裁判”

　　从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中，各国开始认识到美国垄断的评级体系在其“道德风险”控制与“评级标准”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信用评级正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俄罗斯总理普京宣布建立本土评级机构；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凡发行本币债券和银行借款必须由其惟一的本土机构进行评级；韩国加强了双评级管理，规定发债主体必须选择韩国的国家信息和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作为双评级机构之一；日本政府出资支持其控制的亚洲评级协会扩大日本评级机构在亚洲的影响。
　　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表示，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道德”和“标准”上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已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及当前主权债务危机中暴露无遗。朱光耀强调说，“在当前国际评级市场改革障碍重重的情势下，我国对评级体系的改革要先从国内入手，目标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信用评级体系，这是捍卫金融主权、保障经济金融安全的重要基石。”
　　  针对当前我国信用评级市场基本被外资控制的现状，朱光耀特别建议，要尽快制定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发展规划，制定有利于自主评级机构发展的政策；要建立一个权威的信用评级监管机构，提升信用评级监管地位，对评级体系实施专业化管理；要通过“双评级制度”，支持自主评级机构掌控国内评级话语权；要鼓励和支持中国自主的评级机构“走出去”，争取国际评级市场话语权。
　　而郭田勇认为，我国企业的走出去和人民币的国际化都需要世界级的国内的评级机构合理的权益维护，仅仅局限于本国，依靠本国当局保护的信用评级市场是不完善的，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也很难走向国际市场。
　　但郭田勇同时指出，目前我国的状况是，企业债、短期融资票据、政策性债券、中期票据等均由各个机构所分管，一方面行政管制较强，信用评级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另一方面多头监管带来的标准的不一致使得信用评级难以把握，不利于评级标准的规范与一致，同时企业由于受到多头监管，债券发行渠道的不畅，也会对信用评级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处理好监管与信用评级之间的关系

　　次贷危机可以说是一场信用危机，信用评级机构在这场危机的爆发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正是由于其未对金融衍生品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导致了整个市场的信息泛滥，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由此可见，信用评级机构的信息并不是十分有效的。“我国目前信用评级市场虽然处于初级阶段，但最为有利的因素在于我国能够更为有效地塑造信用评级体系。”郭田勇认为，发达的市场经济需要市场本身的自律，监管机构借鉴信用评级的结果来解决市场的缺陷也是必要的，但其并不等于信用评级是监管本身的一部分，而应当是监管的内容。郭田勇指出，改善现行对信用评级的监管体制，统一监管，减少重复监管，提高监管效率，一方面能够促进国内信用评级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够减少市场风险。

　　　　　　　　　　　　　　　　　　　（中国商报）